文艺理论家刘让言
刘让言（1914—2006），字纳夫，笔名罗冰，河南济源人，作家、文艺理论家。1939年考入西北联合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1946年,在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讲师。1948年起，历任兰州大学外语系讲师、陕西师专(今陕西师范大学前身)英语科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9年兰州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并入新建的兰州艺术学院，他任该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和系主任。1961年他随系返回兰州大学，历任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历任甘肃文协主任、《甘肃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甘肃省写作学会会长等职位。
刘让言任教40余年热爱教育事业，他把为国家培养人才视为“人生一大乐事”。刘让言知识面宽广，学养有素，是在学术界颇有造诣和影响的学者，也是学生敬重的教授。张文轩回忆说：“刘让言是我们当时很崇拜的一个教授，他在中文系有很高的声望，他专长外国文学的研究，解放后研究马列主义，他从小传统文化的底子深厚，所以他的楚辞很强，现在我们去看屈原作品的时候都是参考他的文章，所以刘让言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刘让言对年轻老师和学生非常关爱，无论是不是他的研究生，无论是谁有问题求教他，他都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刘让言重点研究文学理论，同时又兼顾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这与他担任的课程有关。本来，讲课应各有分工，讲古代文学史的不讲现代文学史，讲中国文学史的不讲外国文学史。但是，刘让言既讲欧洲文学史，又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写文学评论的文章,涉及中外古今。晚年还著有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屈原楚辞注》、与人合著《中国古典诗歌选注》。他还主讲普通英语、英语语法与修辞、英文作文、英国散文、英国诗歌、欧洲文学史等课程，这在大学教授中较为少见。
刘让言的治学方法严谨，不尚空谈 ，力主博览古今，视野开阔，大胆置身于文艺的现实论争之中，评议各种文艺现象。因此，他的研究工作总是植根于文学创作的泥土之中，为当前的文艺创作服务。
刘让言在《我的教学和科研情况》里说：“我这一生，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和文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受鲁迅影响从事文学创造。发表短篇小说《恍惚》《骚动》等以及散文、诗歌《想飞》《无题》等。1937年，还发表过剧本《在前线》。
1942年，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他翻译过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和英国诗人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此外，他还翻译了波兰小说《鲍狄笳》《薄暮》等。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他翻译了韦勒克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
20世纪50年代，刘让言开始研究文学理论，讲授《文学概论》课程。刘让言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在该文中，他从不同角度对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有理有据。此文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他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是统一的，其矛盾不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而在于世界观中本身的矛盾性。刘让言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他是最早主张让文学回归到“文学本位”的理论家。1978年他在《甘肃日报》发表了《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他认为文艺是把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现，它又是通过自身特有的内容来影响人，进而间接影响社会，这就决定了它认识现实的方式是形象思维。1983年，他翻译的韦勒克的著作《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由广州花城出版，该书新的理论观念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刘让言指导研究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指导的研究生研习的是“西方文艺理论”方向。首先，他要求研究生系统地阅读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原著，重视夯实学生基础的教学方法，在当年是不多见的。其次，他要求研究生扩大知识面并大量阅读相关的著作。经过艰苦而大量的阅读，大大开拓了研究生的眼界。再次，他要求学生认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使研究生打下了较坚实的中国文学基础。这一整套高强度的、知识结构全面的学习方法，让研究生受益终身。他所指导的两个研究生毕业后，以其扎实的功底和自身的努力，都在十年之内提升为教授，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刘让言不仅在教学上严格要求学生努力学习，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学生。当年，他的一位研究生家庭经济困苦，他曾给予帮助。在生活作风上，他严格管理研究生，曾不止一次到研究生宿舍探望研究生的生活状况，教导他们如何处世待人，真正做到了“身正为范”。在学生的心中，刘让言教授可谓“先生风范，山高水长”。
刘让言一生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
语言学家何天祥
何天祥(1925—2012)，祖籍陕西富平，生于甘肃兰州，语言学家。兰州大学外语系首任系主任、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民进甘肃省委文教委员会主任，第一届全国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语言学会理事，甘肃省翻译协会理事，甘肃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和甘肃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顾问，甘肃省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1945年，何天祥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到兰州大学英文系任教。1953年开始担任兰州大学俄语教研室助教。1956年被学校选派到哈尔滨外语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生室进修俄罗斯语言文学课程两年，1958年研究生毕业返回兰大，后继续任英语讲师。1961至1965年任兰州大学外语教研室副主任；1971至1979年任主任。1978年，受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之邀主持甘肃省初办的《英语讲座》，先后与李绍熙、李俊瑶合作，录制三年，实播五年，对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的英语教学起到积极推动和普及作用，社会反响良好，获甘肃省语言学会科研教学奖。
1979至1983年，何天祥任兰州大学外语系主任。他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资料建设，创办语言实验室，延请水天同教授回归兰大，建立了西北地区英语专业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授予点。
1981年，何天祥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和戴维斯加州大学进修，在乔治城大学与萨拉博士合作《兰州方言音系初探》。1982年回国，与水天同教授合招“莎士比亚比较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生3届共7人。他开设了英语史、英美戏剧选读等课程,教学生阅读莎翁的威尼斯商人、凯撒大帝、马克白等戏剧作品，指导该方向研究生撰写硕士论文，并为西北师大外语系和兰州大学外语系其他方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以上课程，使当时的学生受益不浅。
何天祥治学严谨，语言实践能力强，学术造诣深，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在中译英、英译中及语言学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不仅能使用英、俄、法等国语言阅读，而且乐于探索各种方言。幼时的何天祥经常背着母亲做的布书包，和同学们一路说笑打闹着去上学，“油果、油果，翻油果，翻不过了跳黄河，黄河干了，杏皮子酸了……”脆生生的兰州话歌谣洒满一路。1963年何天祥任兰州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此时的他，已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因工作原因很少说兰州话了，但每次听到有人说，他都会凑上去听一听，攀谈几句：“一听兰州话心里就热乎乎的。”所以他在兰州方言研究上成果突出，他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刊物上发表《兰州方言里的叠字》《兰州方言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等论文，均被日本东京大学方言研究著录，并被收入青岛大学《方言学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侯精一主编的《兰州话音档》一书，其中语音资料全部由何天祥录制，因此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聘请他出任《兰州方言志》终审委员。
何天祥主持翻译的译著(合译)有《世界各国社会进程》，并完成多种论文(含自然科学论文)的英译汉、汉译英及校译工作。1988年退休后在中学教师继续教育等项目上发挥作用，对英语语法的传统讲法有所突破，受到普遍欢迎。
此外，在兰大校徽的设计方面，何天祥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据兰州大学高生教授回忆，兰州大学的校徽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的演变，解放前的国立兰州大学时期，学校校徽是倒三角形，蓝底白字；解放后按照全国高校的统一规格改为长方形，颜色也变为三种，分别为红底白字、蓝白字和白底红字，“兰州大学”四个字的字型均为仿宋体。后来由于北京大学的校徽字样请毛泽东主席题写后，有些高校也开始习用仿毛体字样。何天祥多才多艺，喜爱速写。江隆基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期间，何天祥受邀题写仿毛体“兰州大学”字样,其书写整体布局严谨，字体遒劲刚健，大气磅礴，作为兰州大学校徽后，受到广大师生称赞，应用至今。
何天祥为人热情，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他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张洪福因“反革命分子”身份失去工作，迫于生计在街上卖大饼。当何天祥遇到张洪福时，不由分说拉着张洪福去家中做客，“走，到我家去唠唠。” 此后多日，何天祥热心地为张洪福联系工作，终因当时的体制问题及一些人的偏见而搁浅。1979年，平反后的张洪福为工作发愁，此时已担任兰大外语系主任的何天祥成为他人生转折关口的大贵人。他透露兰大经济系成立了人口研究室，需一名懂经济学的英文资料翻译，并向经济系系主任引荐了张洪福，在录用考试中，张洪福仅用2小时便翻译出一套经济学专业词汇颇多的英文资料，深受专家赏识。在何天祥的帮助下，57岁的张洪福成了兰州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室的外文资料翻译兼英文秘书。
何天祥在兰州大学从教近40年，始终坚持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对学生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专业水平高，是甘肃省外语界公认的名师。
病理学家王扬宗
王扬宗（1926—2008），辽宁新民县人，病理学家。1944年考入满洲医科大学(现中国医科大学)，1950年2月毕业后在东北工作， 1952年10月来到甘肃兰州，在兰州医学院工作了56个春秋。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现甘肃省医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常务委员等职务，曾任《中国循环杂志》《地方病通报》《临床与实验病理杂志》《国外医学：生理、病理分册》等杂志编委。
1951年，王扬宗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师资班学习，师从病理学家胡正祥、刘永教授，为他从事病理学工作奠定基础。在这里他还相识了同班的王荫棠同学，两人互相勉励、共同提高，后来他们成为生活中的深情伉俪、事业上的真诚伴侣。1954年他又到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理系进修，师从病理学家梁伯强、杨简教授，这进一步促进和提升了他的病理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病理诊断技能。
王扬宗青少年时代，饱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奴化教育之苦，亲历了日寇铁蹄下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他总说东北人民普遍对沙皇俄国和日本在心理上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日俄两国曾经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鏖战，胜利者日本占领了南满(东北南部)，日后竟然染指全中国。亡国奴的滋味，让他刻骨铭心，因此他教育学生要有民族气节和民族自豪感，激励他们要脚踏实地、勤奋工作，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
王扬宗9岁就没有了母亲，孤身一人离家上学，虽然没有与继母长期生活在一起，但他1950年2月毕业后，每月都给继母和父亲寄钱，接着又供他的一个弟弟上学，直至家里老人去世和弟弟毕业工作，但他自己的衣着和生活却向来很简朴。此后还不定期到远在东北的老家探视其他亲属。
王扬宗博学多才，大量浏览中外文期刊和书籍。除自己订阅《中华病理杂志》等几种专业杂志外，他严格按照他自己制定的阅读规划，定期到图书馆按期阅读自己选定的几类国内外重要期刊，并在专门的笔记本上记录每种期刊的阅读进程及阅读笔记。另外，他从不放过任何新近出版的中英文病理学鸿篇巨著，每本他都是刻苦通读全书的，而且在每本书后面都记载着他通读完的日期。此外他还通晓英语、日语、俄语和德语四种语言，他的外语底蕴深厚，关键在于他平时不断地加强学习和实践，他经常购买和阅读日语书籍期刊，观看日语电影、收听日语广播等来吸收和巩固新的词汇和用法，以此不断充实和提高日语应用能力。
王扬宗早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山医科大学病理学系进修学习时，就注意收集用于病理学教学的稀缺大体标本和显微组织切片，充分完善和补充了当时有限的教学资源。他广泛涉猎临床医学理论与实践，使病理学这一桥梁学科的教学更加密切联系临床实践，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他积极引导学生对照标本或实地尸体解剖开展自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和创新意识。他一向重视教材建设，早在教材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他就自编了一套“病理学实验技术”讲义，供年轻教师和进修生学习，这部教材一直沿用到1980年代末。他以优异的教学成果和对学生的热情关爱，得到广大学生的爱戴拥护。
王扬宗1952年初来到兰州医学院，当时兰州医学院的病理解剖学事业基础薄，起步晚，而且无专业实验室、科研资金匮乏。王扬宗不怨天尤人，充分利用既有条件，付出超人的努力，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当时甘肃省地方性疾病多发实验资源相对丰富，王扬宗着手研究甘肃省多发的一种心肌病——克山病(因1935年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而命名)。为此，他经常到甘肃礼县等地的农村调查该病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疫区动物标本(当时教研室的毛曼霞等大夫参加)，前后持续好多年。这些工作对于阐明克山病的发病机制、病变类型以及预防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文革结束以后，王扬宗先后出任兰州医学院副院长和院长职务，曾三次赴日本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使学院与多所国外大学建立了友好校际关系，加强了学校的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
王扬宗不仅在科研上做出了成绩，科研态度也是十分严谨，他反复叮嘱学生一定要亲自动手做实验，不能光靠技术员或别人的帮助，在实验中不仅可以锻炼操作技术，也可以帮你发现问题，遇到奇异的现象，启发自己思考。有些新发现就是在实验中观察到的(如青霉素的发现)。同时，在实验中务必做好记录，按照开始设计定出的项目，尽可能详细记载，就是将来用不上也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后来真正到需要时，由于没有记录则悔之晚矣。总之，一定要亲自动手，这样也能增长技术和智能，所谓实践出真知就是这个意思吧！
王扬宗对学生十分关怀，王扬宗夫妇都非常关照那些孤身在外的在读研究生，盛情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聚餐，每次都准备了丰盛的酒菜，然后他们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谈天说地……
王扬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的优秀品德和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核物理学家王永昌
王永昌(1926—2010)，陕西商县人，核物理学家。曾任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主任、总支委员、全国核物理学学会理事。1960年7月至1965年7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曾任中国留苏学生党支部书记。曾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2项、甘肃省环保科技进步奖1项、甘肃省高校科技进步奖1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1946年王永昌考入兰州大学物理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王永昌留校任教以来，从讲师到教授，一步一个台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的喜爱。恢复高考制度后，在师资和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克服困难，首次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原子核物理专业学生开设了原子核物理、原子物理两门主干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得到学生的好评。王永昌担任现代物理系副系主任期间，系内教学面临一些困难。一些老师“孔雀东南飞”，任课老师不足。王永昌在没有津贴的情况下，主动担负起了大量教学工作任务。他的原子核物理课程，一学期课时量达126小时之多。系内还缺少教材，王永昌就增加备课内容，寻找新材料，在白纸上画图，挂在教室里供学生学习。王永昌曾讲授普通物理实验、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中学物理实验、普通物理、核物理实验方法、核物理导论等课程。
在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同时，王永昌积极开展核科学的研究工作，指导了数名硕士研究生。1978级硕士研究生任仲良后来进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所在的欧洲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其他几名研究生，现今已经成为了国内重点大学核物理基础研究的重要人物。回顾早期组织核实验的过程，王永昌的好人缘为实验争取了大量的经费。王永昌使用实验经费建造了实验用房、购买实验设备。王永昌组建实验室，为后来兰州大学核物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永昌在工作中特别拼命。据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孔祥忠回忆，他们工作时带着大饼、咸菜和开水到实验室。就是在这种简单朴素的环境下，王永昌和他的团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研制的两台低本反康普顿γ谱仪于1985年通过了国家教委科技司组织的部级鉴定，达到了国内同类谱仪先进水平。弱放射性γ射线测量技术在辐射防护，环境监测，地质考察，医学生物及核物理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反康普顿γ谱仪是现代弱放射性测量的一种重要仪器。王永昌创造条件自制出性能良好的大塑料闪烁体并测量了其物理性能，然后利用这种大塑料闪烁体作成反康普顿γ谱仪的环探测器，组装调试成两台谱仪： Ge(Li)—塑料闪烁体反康普顿γ谱仪及Nal(TI)—塑料闪烁体反康普顿谱仪。由于采用塑料闪烁体可使谱仪成本大为降低，便于在国内应用推广。两项谱仪的成功研制为开展科研工作、培养人才和在国内推广都具有重要意义。
1981年前后，王永昌进行了中子与材料反应截面研究。当时兰大现代物理系拥有一个14兆的中子源。他的实验室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8个实验室之一。在裂变研究中，王永昌解决了测裂变核的捕获谱，第一次同时测击裂变谱和捕获谱，提出了自旋分类方法，确定各共振峰的自旋。哈罗西在《实验中公共振谱学》一书中，全部引用了王永昌所测得的成果，并做了较高的评价。除此以外，王永昌还使用核素方法进行军用核数据研究。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来评价核实验，另一方面可以为计算机模拟提供核数据。
王永昌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他活跃在国内外核科学舞台上的学生，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
植物学家王勋陵
王勋陵（1936-2004），四川资中人,著名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生物学和污染生态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率先发现了兰州地区的光化学烟雾，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紫外线辐射的生态学效应研究，创立了生物指示学，发明了生物组织切片仪；在生态旅游和生态恢复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他积极倡导兰州大学交叉学科研究，在国内率先创立了民族基因学研究方向。
1956年9月，王勋陵考入兰州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1961年8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9月至1966年6月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进修，1990年12月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植物学专业委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毒理学会生态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植物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环境学会副理事长，陕西省生态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科普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植物学报》和《甘肃环境研究与检测》编委，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兼职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务。1991年至1997年担任兰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
王勋陵长期从事植物学、环境生物学、生态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他思维敏捷、治学严谨、涉猎广泛、精益求精，善于从多学科研究实践中总结、凝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先后主持1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市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56篇，主编3本专著，编译1本，参加编著7本著作，申报5项专利。获国家发明奖1项，获得省级科技成果奖2项，甘肃省优秀教材奖l项，其它奖10余项。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1名，硕士研究生31名。
王勋陵是国内首先开展光化学烟雾相关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之一。早在1972年，王勋陵和陈庆诚在兰州西固地区首次发现光化学烟雾，也是首次报道了中国城市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问题。他率先在我国开展了臭氧（O3）、氟化氢（HF）、石油对植物影响机理的研究，发明了利用生物监测大气污染的技术，并在该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王勋陵关于枣果实发育和发菜超微结构的植物解剖学成果被编入了《植物学》教科书；编著的《植物形态结构与环境》一书，已成为国内生态解剖学研究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一些院校已将该专著作为了教材，崔克明教授和胡正海教授在 “结构植物学在中国五十年”的回顾评述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学术价值；王勋陵与马骥合著的“从旱生植物叶结构探讨其生态适应的多样性”一文入选《生态学报》30年来百篇优秀论文；王勋陵研制的SQKC系列生物制片快速处理仪，优化了制片技术环节，解决了结构植物学研究过程中组织切片环节多、周期长、各种器具分散、占空间大的问题，获得国际发明展览银奖。
王勋陵倡导创立了生物指示学，并编著了《生物指示学》专著。该书将常见的生物指示现象系统地总结成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探讨了学科概念及指示机理，详尽介绍了生物指示在气候、气象、地质、探矿、地震、农事操作、疾病诊断、公安侦破等方面的应用。该书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学术方向，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王勋陵被誉为“缔建‘生物指示学’的人”。钱学森院士特意写信称赞：“对您的成就，我表示祝贺！”。2001年“生物指示高技术在甘肃省刑侦司法中的应用”的成果获“兰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勋陵积极倡导兰州大学人类遗传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创新研究，利用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学科优势，结合历史、考古、语言、文化资料，对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少数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DNA分型技术的法医学应用等研究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率先开展了“生物指示高技术在甘肃省刑侦司法中的应用研究”“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基因资源研究”“甘肃省特有少数民族基因特有基因位点多态性及其相关疾病研究”，在学科交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