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百余年办学的风雨历程中，有这样一批“大先生”们，他们坚守奋斗、默默躬耕，“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颗草去”；他们品格高尚，如竹似兰像菊，虚心淡泊高雅；他们栉风沐雨，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他们潜心科研，勇攀科学高峰；他们醉心教学，留得芬芳桃李；他们精神不朽，源远流长。
钜儒风雅，德高行远，穿越时空，独树一帜。值此110周年校庆年来临之际，学校特推出“萃英大先生百十载师德典范人物”专版，将陆续刊出为兰州大学110年的办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典范人物，以期在无限的缅怀、追忆和敬仰之中，激励广大师生牢记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在双一流的伟大建设中砥砺前行，再创华章！
本期人物：哲学家 杨子彬
杨子彬（1932—2001）,河北枣强人，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到兰州大学任教，曾任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杨子彬先后开设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从先秦到唐末）、魏晋玄学专题等课程，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喜爱。陶景侃老师曾在访谈中提到，“杨子彬老师到兰大后，一面教中国哲学，一面实践中国哲学。他当班主任时，会请每一个过生日的学生到家里吃饺子。在学问上，他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建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把教过的人，听过课的人，汇聚在一起，影响力很大。”
因为杨子彬首先把自己的心 “交给学生”，所以他“能一下子把学生的心抓住”。从教78级第一班开始，他要求每人写一篇期中论文，认真批改，一丝不苟，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加以纠正，使学生深受感动。78级刘斐同学写信说：“杨老师改文章比我们写文章还要认真。”他每年负责指导的三四篇毕业论文，至少细改两遍，有的甚至多达四遍，还将批改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系、校写报告。他不以教授自居，学生眼中的杨子彬是真师、恩师，是儒学精神的践行者。
学生唐文明回忆说，高考后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发现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用油墨打印的长信，本以为这只是一封例行公事的信，但其实只有他们这个班的同学收到这封信。写信者也有一番自我表白：自己主动要求和系里的另一位青年教师合带这个班。写信者就是杨子彬，那一年他已经56岁了。1987年他被聘为副教授后，面临人生新的选择，他可以继续做学问，写文章出书，也有机会走致富之路，但他一心想的却是：以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为大学教育探索一条新路。
除了他的理想主义情怀外，杨子彬在学生心目中更是一个真诚善意、可以交心的友人。唐文明记得当时杨子彬希望班里每个人都做班干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锻炼自己的协调、管理能力。整个班级在杨子彬的指导下，遂有了自由发展的气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潜能。杨子彬竭力营造的那种提倡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氛围，正是唐文明心中一个理想环境的缩影。
科研方面，作为冯友兰、张岱年的学生，杨子彬对中国哲学一直在认真思索。进入兰州大学后，他开拓了自己的学术之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腐儒作风，而是将学术的目的规定在为国为民与安身立命的大用途上。
关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杨子彬自成一派。其《用多维型方法研究孔子》受到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先生的重视，被收入会刊；《孔子的君臣观》理清了先秦儒学和汉以后儒学的君臣观，澄清了对孔子的一个方面的误解，有助于“还孔子的本来面目”，被收入《齐鲁学刊》。此外，他还发表了《孔子的义利观》《孔子鄙视劳动人民吗？》《孔子的富民思想》《对国家职能的再认识》等文章。赵俪生教授认为，杨子彬的学术观点是对“四人帮”“批孔”观点的拨乱反正，对发扬学术的民主和塑造精神文明有着显著贡献，其论证思路清晰，历史知识不悖谬，体现出杨子彬对中国哲学史有着较深研究。
张岱年对杨子彬的思想评价是：“可成一家之言。”杨子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新儒学的框架内展开的。他认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包括价值观与方法论，价值观是终极的，代表着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理想性价值目标；方法论是实现这个理想价值的“道路”。在他看来，儒学的价值观是以“忠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最后指向的是大同理想；而实现这个终极性价值的方法是 “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即儒者首先要守护一个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理想的明灯点燃之后，要考虑如何在历史的特殊境遇中实现这个理想，即使是“知其不可而为”也要义无返顾。正如孔子所说“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
“夫子自道”是杨子彬生活的写照，他是一个一生都在驾着理想狂奔的真骑士。在一些同道友人的协力帮助下，他成立了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以研究和弘扬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思想为宗旨，于1998年创办并发行了会刊《国学论衡》，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例如1999年与香港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孔教学院在兰州大学联合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暨二十一世纪的儒学、儒教与儒商学术研讨会，面向民间传播儒家思想。
杨子彬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一生；是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一生。他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出了显著贡献。
（《兰州大学报》 2019年5月30日 总第937期 第06版：萃英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