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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莽莽平沙上升腾的蘑菇烟云早已散尽，见证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珍贵瞬间被定格为博古架上的照片，但过去几十年的经历还是经常会在王奎禄将军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尘封的日子不是一片云烟。刚过完84岁生日的王奎禄平时为人低调，创下的功勋却令人为之钦佩。回望过往，他拥有40年的军旅生涯———在离家相隔2000多公里的戈壁滩，他隐身为国，参加核试验工作28次；拥有多年的教学生活———任职清华大学工程和物理系双聘教授期间，培养出的20余名博士研究生，悉数成为核试验技术研究方面的核心与骨干。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平洞到竖井，他是极少数荣立一等功的核试验测量技术专家之一；从贫困农村学子到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从普通科研人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核研所专家组组长，王奎禄的角色多次变换，但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千万摄氏度高温核爆炸内部的瞬间图像，一心为国铸剑。
25岁奔赴马兰，归来已是两鬓风霜。
求学之路上的三个贵人
年过八十的王奎禄中等个头，身板却比年轻人还笔直，清瘦的身材在合体灰色西服的衬托下，显得精气神十足，他的语气不急不缓，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亲切又不失威严。他有过太多风云过往，但说到一生难忘的事，还要追溯到他求学之路的3位“贵人”。
1939年4月28日，王奎禄出生于天水市甘谷县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父亲在他幼年时离世，母亲一人抚养家中的3个孩子。上小学时，由于天资聪颖，尽管只是“游击式”地读了一下四、五年级，王奎禄就以骄人的成绩考进了甘谷第一中学初中部。但家里实在贫困，报名时母亲东借西借也拿不出一块银元的学费，母子俩只能对着流泪。“后来驻当地解放军的一个胖班长，他给了我一块银元，我就拿着那块银元去报到了。”虽然不知道班长的姓名，但是胖班长成为了王奎禄人生中第一个“贵人”，让他走上了正规的学制求学之路。
初三的班主任王定意是他的第二个贵人。1956年，王奎禄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保送至本校高中部。因为家里穷，王奎禄打算放弃上高中，王定意就连续三天走20里路、淌过小河到他家进行劝说：“这孩子不上高中太可惜了，也是国家的损失。”于是王奎禄打消了弃学的念头，卖掉旧课本，依靠助学金和4元的特困补助上了高中。
第三个贵人陈凤笙是王奎禄的高三班主任，为他交了10元的高考报名费，让他得以通往大学之路。来自军人和老师的帮助，使王奎禄内心感恩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愈发浓厚，报效国家的心志也更加坚定。1959年，王奎禄考入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成为该专业正式招生以来的第二届学生。
在王奎禄读大学的五年里，正是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贯彻高教60条时期，兰州大学各方面工作有条有理，教学秩序稳定，加上有江隆基校长提出的“八条教育规律”的指引，教育教学效果十分显著。“兰大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像理论力学、量子力学这些基础课，老教师都抓得很紧，这跟我以后的发展也很有关系。”王奎禄说。
过嘉峪关万次而不入
1964年7月，王奎禄以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兰州大学原子能系(今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经部队优选、高教部调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1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参军。
不久后，他和几百位青年坐上一列从北京出发的火车，向边疆驶去。列车在柴达木盆地的千里莽原上疾驰，王奎禄透过车窗遥望，满目皆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黄褐色荒原。
终点在哪里？王奎禄并不确切知道。只知道，那是天山深处、一个地图上找寻不到的地方。从繁华的北京转到“死亡禁区”罗布泊工作，他的工资只涨了10块钱。
马兰基地建设初期，条件十分艰苦。科研人员住在帐篷里或半地下的地窝子里，一双胶鞋、一双布鞋、一套单衣、一套冬装就是他们的全部装备。冬天，马兰的结冰期长达150天，零下30℃左右的低温下，照样得野外作业。夏天，大漠上的地表温度高达60℃~70℃，胶鞋实在烫脚，参加核试验任务的王奎禄不由快速奔跑在滚烫的戈壁滩上，从这个工号穿梭到另一个工号。但是用不了一个礼拜，鞋子和衣服上就会被风沙磨出许多洞，王奎禄他们就拿场区唯一富余的白胶布前后粘住窟窿，结果还是被上千米的渗水平洞弄得每天湿淋淋。
“张爱萍将军看不下去了，又调了一车棉衣棉裤。”回忆起往事，王奎禄仍觉历历在目，“因纽扣有别的用处被供应部门留下，我们就拿一根电线系在腰上，后面背着防护沙袋，被人说我们21所的人一个个像小石匠。”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我们正在集训走正步，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在做这个。”王奎禄笑言自己赶上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尾巴”。从1965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到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王奎禄基本都在核试验场。在总爆室旁窄窄的廊道内，他总是蹲在地上，和年轻人一起检查电缆槽，因此身上落下许多磕磕碰碰的伤疤。
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朱光亚当时经常和王奎禄在一起，两人都是频繁前往场区的“常客”。进行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的时候，他告诉王奎禄：“老王，我看你在井旁边转，心里就很踏实。”有一次核试验出现了严重的技术问题，大家都很着急，连忙开会讨论。王奎禄发现传输信号的电缆很多都断了，于是根据波形反射，计算两个波形的距离，判断电缆断裂的位置和程度。
随后他忧心忡忡地跟朱光亚汇报情况：“现在情况越来越坏，如果按原计划再等三天，里头上万根电缆就都断了，提前干还能保证数据是全的。”朱光亚很信任他，回去立马开会，连夜撤走井里的人提前进行试验，后来试验进行得还算顺利。
“我的事业心比较强，从北京到罗布泊，我起码跑了一万次，嘉峪关就在旁边，每次路过想去但都没有去。”王奎禄几乎一心扑在物理测量工作上，“一下车就害怕自己浪费时间，要赶紧做自己的事情去。”
每次核爆炸试验后，蘑菇云还在不断向上翻滚，穿着防护服的王奎禄便无所畏惧地向烟云开进，观测让人眼花缭乱的爆炸数据。之后的汇报大会上，王奎禄都可以把100多个数据报到小数点后两位，被人称赞拥有“像计算机存储器一样的脑袋”。
丰功建于核爆深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曾跟王奎禄感叹，他琢磨了很多年，就想知道核爆炸中最核心的核聚变反应的图像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被王奎禄解决了这个问题。
获取核爆炸过程的各种参数，诊断核装置性能，可以为改进和发展核武器提供参考。但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如同它的研制，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核爆炸是单次过程，不能重现，因此核爆炸物理诊断工作是一种很特殊、很困难的物理实验，必须保证一次成功。
在吕敏院士的指导下，王奎禄担任了核物理诊断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在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王奎禄的爱人因公出差，他就把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托给邻居，自己一头扎进试验室，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饥一顿，饱一顿，病了就把药罐子带在身边，边熬中药边伏案设计。
高温高密度轻核聚变反应速度极快，如何获得压缩后的形状和尺寸呢？核材料处于装置内部，只能通过穿透能力很强的中子和y射线来诊断，但是中子、y不能聚焦成像。如果借用古老的针孔成像原理呢？他们想到，经过针孔的射线或许就能在闪烁体上转换为光学图像。
王奎禄成功了。他们成功开创了核试验过程中核反应的图像诊断技术，解决了在核装置解体之前获取内部核反应区图像及重要参数的难题，为我国第二代氢弹发展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3年，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勇攀科技高峰研究室”荣誉称号，该室在历次核试验中共获国家和部委级科技成果奖80余项。王奎禄多年来一直担任研究室的领导工作，因此作为代表上台领奖。他个人也取得了多项重大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6次、二等奖13次；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荣获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王奎禄作为军队英模代表参加国庆观礼，重回公众视野。在这之前，因为核事业的保密性，他的名字消失长达30年。直到那天甘肃甘谷的乡亲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看到了他，才知道王奎禄从事的是关乎着国家命运的神圣事业。
让更多学子扎根核武事业
“那时候我们都说要‘为祖国健康工作40年’，实际上我干了45年。”从1964年参军，到2004年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王奎禄从事核试验测量技术及应用40余年，直至2009年才退休。
历史选择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一代人也创造了历史。在王奎禄的人生中，处处都有国家的印记。17年的求学生涯，离不开国家的补助；戈壁滩上的40年，他将论文写在核爆炸的试验场区；5年的教学生活，王奎禄不忘大学初入学时面对我国原子弹事业遭遇的困境、学校老师反复叮咛的那句话：“你们肩负着两副担子，一是发展我们国家的核武器，二是培养下一代的核专家。”
这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我带学生的时候，尽量让他们跟着做所里的课题，等毕业就想办法叫他们留下。”王奎禄说。他先后培养出博士研究生20余名，这些学生后来悉数沿着王奎禄的足迹，逐渐成长为国家核研究方面的核心人才。
2014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王奎禄受邀赴马兰基地参观访问。昔日荒凉的大漠已经被绿洲环抱，挺拔高大的白杨树高耸入云，基地的新营房宽敞便利。这里已经成为戈壁滩上的一处“世外桃源”，唯有门口的标语依旧那样高大醒目———“祖国在我心中”。
25岁的王奎禄意气风发，曾在这片戈壁滩上战斗40年，为国防事业探寻核武器最深处的秘密。几十年后，王奎禄在自家的门口种上了月季和桃树，仍然悠然自在，气宇轩昂，向来客风趣地细数那些风雷往事。他有一柜子厚厚的相册，既记录了罗布泊核试验场高耸的蘑菇云和奔腾的地火，也记录了大批“受命于危难之中”、奔赴风寒高原的马兰战友。
其中有一张照片记录了他1994年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典礼的场景。典礼结束后，他感叹道：“放烟花礼炮那一刻，似乎又看到了盛开的蘑菇云，那是代表着中华民族强大起来的‘云’。”